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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卡丁:用智慧科学的设计为深圳地铁添砖加瓦

时间:2020-01-09

刘卡丁:用智慧科学的设计为深圳地铁添砖加瓦

▲2010年10月25日,刘卡丁(左二)到深圳地铁3号线工地检查施工质量。

刘卡丁:用智慧科学的设计为深圳地铁添砖加瓦

▼2010年3月,刘卡丁(右)接待参观深圳地铁3号线工地并试乘新车市民。

深圳有创新的精神,更有创新的环境。二十多年来,因为深圳给我提供了一个敢为人先的平台,我才能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深圳地铁添砖加瓦,才能实现一个普通工程师的地铁梦。

刘卡丁

1957年出生于重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多年来一直事国家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勘察、设计工作。曾任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首席规划师、深圳市地铁三号线投资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现任西南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曾荣获“铁道部青年科技拔尖人才”称号。曾荣获铁道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发明专利3项、第十一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建筑学会科技进步奖。200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口述时间

2019年10月31日下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政协会议厅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周婉军

如果每个人都能将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何愁祖国不会强大!在之后几十年的工作中,这样的“螺丝钉精神”一直影响着我。

从知青到赤脚医生

我出生于一个幸福的知识分子家庭,但安稳的生活却没有持续多久。10岁那年,我的父亲去世,这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不啻于天塌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在那时戛然而止。

在几位好人的帮助下,我在嘉陵中学(现为重庆三十二中)读完了高中。1975年,我在重庆的一家医院学了半年医后,便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当知青。下乡之前,老师就曾跟我们说,农村缺医少药,学点医可以帮人帮己。但我们对此毫无概念,等真正进入乡村,我才了解到农村医疗环境的恶劣。

那时,乡亲们连感冒发烧都没有药也没有钱医治。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用医用酒精擦动脉血管物理降温的方式治好了一个发高烧的孩子,之后又用这种方法陆陆续续治好了几个小孩。

当地农民没见过医用酒精,只觉得疗效神奇,就以“神水”称呼,甚至还给我起了一个“神医”的外号,久而久之,全公社都知道我们大队来了一个“神医”。

有一天,公社里唯一的赤脚医生——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婆婆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做医生,当时我看着老人大老远赶过来,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就这样,我开始跟着老中医学习中草药知识和一些外伤处理技巧,开启了三年的赤脚医生生涯。

考入“工程师的摇篮”

1977年,尘封十年的高考考场重启。当我得知这一喜讯时,已是11月,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因为准备不及时,本想考医学院的我毫无意外地落榜了,只考上了专科。

日思夜想,怀抱着本科的梦想,我选择了第二年重考。

在考前的半年里,因为没有教材,我只能不停地做手抄题,同时借着给当地农村学校的初高中生讲解作业的机会巩固自己的基础知识。

最终,冲着考取医学院去的我,因为分数高出一截,而被西南交通大学的隧道及地下铁道专业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高兴坏了,虽然那时我压根不知道西南交通大学是个什么样的学校。

等到了大学,老师告诉我们:“交通大学是工程师的摇篮。”听到“工程师”三个字,我眼前一亮,兴冲冲地对我母亲说:“妈妈,我以后要当工程师了。”

“别好高骛远,你能当工程师?”那时母亲对我的质疑,在多年后,变成了我和母亲之间的一个玩笑。

后来,我不但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工程师,还在30多岁时就成了总工程师。隔壁邻居问我母亲什么是“总工程师”,我母亲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大概就是管工程师的工程师吧。”

学习轨道交通和

地下工程技术

当时,隧道及地下铁道专业还属于非常超前的专业,这也导致了教学资源非常“贫瘠”,刚入学时唯一的教材是一本蜡版印刷的《地下铁道》。

大学四年,我们从入学时的一无所知,到逐渐了解地下铁道的原理、工程力学、施工工艺、建造方法、安全措施等等。现在想来,那时所学虽然非常基础,却像是一把“钥匙”,开启了我的地铁工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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